复建永定门

近期,国家文物局党组已经研究确定,推荐“.

近期,国家文物局党组已经研究确定,推荐“北京中轴线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

巍峨耸立的永定门是明清北京中轴线年代,永定门因城市化建设被拆除。时隔近半个世纪后,多位专家学者呼吁,永定门城楼应在原位置按原形制、原尺寸、原工艺复建,得到高度重视,使延续了700余年的古都中轴线变得完整。它拆而复建的曲折经历,让人们重新意识到古都原有城市形态和中轴线在城市中的意义。正如古建专家王世仁所说:“城市失去历史标志,等于失去了记忆。保护好这条中轴线,就是使后人不至于看到一个失去记忆的城市。”

秋天是北京最美的季节,天高云淡,温度宜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灿炽喜欢在这个季节,骑着他的“二八”自行车,从钟楼湾胡同的家中出发,沿着中轴线一路南下,走走停停,直至永定门附近。

那是1998年,永定门巍峨的城楼、箭楼已消失在历史云烟中,附近是南二环路的车水马龙和静静流淌的南护城河。王灿炽停下自行车,在护城河畔徘徊瞻眺,想象明清北京中轴线的万千气象。

这条肇始于元大都、贯穿老城南北、全长7.8公里的中轴线,被誉为古都之脊。古建筑专家梁思成曾盛赞它是全世界最长、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

但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北京的城市化建设,这条承载古都记忆的中轴线已发生了诸多变化。尤其是1957年,北京外城七门中最大、最重要的城门永定门被彻底拆除,使这条有700多年历史的中轴线失去了南端起点,出现失衡。

“北京中轴线像一根断了的琴弦,再也弹奏不出美妙的旋律了。”多年致力于北京史研究的王灿炽对此忧心忡忡。他一次次骑车前往永定门附近踏勘,向周边居民询问旧址的蛛丝马迹。

在永定门旧址,王灿炽发现,当时并没有大型的建筑,而且周围环境也没有遭到严重破坏。“能不能在旧址上复建永定门,使北京中轴线变得完整?”这一想法,开始萦绕在王灿炽心头。

为了找到复建依据,王灿炽翻阅了大量史志文献,整理了厚厚一沓资料。1999年3月,政协北京市第九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王灿炽以北京市政协常委的身份,提交了第0536号提案《重建永定门,完善北京中轴线文物建筑案》。

这份提案一经公开,就引起一些专家学者的共鸣。“有六位委员签名附议,提案还获得了北京市政协当年的优秀提案奖。”今年84岁的王灿炽至今仍记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汪光焘对他说,“王委员,你的重建永定门提案很好,我记着呢,只要条件允许,我们一定去办。”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对首都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的批复,就明确提出首都城市发展要注意保护古都中轴线、皇城、文物建筑、古都格局等。但由于北京文物古迹比比皆是,当时的修缮经费又往往不过百万元,文物修缮只能是抢险,花每一分钱都得精打细算。很多文物古建都处于年久失修的状态,又何谈复建。

因此,王灿炽的提案并没有很快得到相关部门的积极回应。但它如同投入湖中的一粒石子,激起了一圈圈涟漪。

有反对者认为,复建永定门是修“假古董”,没有多大意义,既然已经拆了,还不如把资金用在真正的文物上;也有支持者表示,永定门在中轴线上有重要意义,复建永定门就使中轴线有了完整性。争论旷日持久,莫衷一是。

按照1964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颁布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保护、修复古迹时必须保存它们现存的真实性,绝对禁止复原重建。但在遗址保护过程中,一些学者发现,这个准则对欧洲以砖石结构建筑适用,运用到中国、日本、朝鲜等以木结构建筑为主的国家时,不可避免地出现尴尬:哪个年代、什么状态的算是原来的“真实性”?多次改建、重建的史迹是不是就失去了“线年,多个国家的古建修缮专家在日本奈良通过了著名的《奈良真实性文件》。这份文件在强调保护文化遗产真实性的同时肯定保护方法的多样性,指出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不仅指现存的实物形式是真实的,更重要的是它所承载的文化内容是真实的。由此,国际原有的标准被修改完善了。

《奈良真实性文件》公布后,引发不少国家通过复建已经消失的古迹再现其历史价值的潮流。例如,法国卡尔卡松城堡、琉球王国时期的首里城、德国德累斯顿易北河谷文化景观等都进行了不同程度地重建后,均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永定门作为明清中轴线的南端起点,其历史价值不言而喻。2000年,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委员王世仁、清华大学吴良镛院士、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副主任郑孝燮、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徐苹芳等专家纷纷呼吁:复建永定门。

郑孝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华沙重建时,整个城市都是废墟,按照原样把它建起来。历史是根、文化是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保留恢复这些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就是保留根、保留灵魂。

王世仁强调,建筑不是“古董”,是公共产品,是见证历史的载体,它们的真与假首先要看所承载的历史是真是假。他认为,古都的“复兴”离不开古迹重建,复建永定门是重现历史载体、传承历史信息和展现历史风貌的工程。

于是,王世仁和几位专家给北京市文物局写了一封《关于重建永定门的建议书》,其中写道:“中轴线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审美理念,也代表了北京的历史文脉,记载着首都的历史变迁。城市失去历史标志,等于失去了记忆,保护好这条中轴线,也就是使后人不至于看到一个失去记忆的城市。为此,我建议将永定门重建起来,恢复它作为古都中轴线南端起点的标志功能,将丧失了41%的中轴线重新连接贯通。”

收到这封《建议书》后,时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的梅宁华对此非常重视。“专家的提议非常有道理,重建永定门很有必要。”

梅宁华立即把这份《建议书》提交到市委市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得到了市领导批示:同意专家们的建议,要在时机合适、条件成熟时把永定门复建起来。”

为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保护古都风貌,北京启动连续5年共投入6亿元的“人文奥运文物保护工程”。2003年起,北京每年拿出1.2亿元财政专项拨款用于修缮文物建筑,其数额大体相当于国家文物局每年用在全国文物保护上的专项经费。“这在北京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梅宁华说,“这还不包括中央财政在这5年中,投资数亿元对故宫、恭王府、北大红楼等全国重点文物的维修保护,也不包括区县和社会配套资金的投入。”

北京市对文物保护的力度空前提高,复建永定门也由此被提上议程,列入“人文奥运文物保护工程”的重点项目,成为北京城中轴线景观整治工程中最重要的一点。

但消失近半个世纪的永定门,究竟该如何复建?寻找永定门旧基址,成为摆在大家面前的首要问题。

2003年3月,京城春寒料峭。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基建考古室原主任朱志刚带领考古队,进驻交通繁忙的南中轴路,对永定门旧址进行考古发掘。

“变化太大了。”对于找到永定门旧址,朱志刚和考古队员心里并没有太大把握。考古队参考1949年北京市地图、1965年北京市房管局测量队对旧城中轴线的测绘图,并根据天坛、先农坛和永定门的位置关系推测,试挖了几条探沟。

结果出乎考古队的意料。朱志刚说,“经过勘探,我们找到了永定门北侧的基址,比较完整。”于是,考古队用了近一个月时间,先后共挖出7条长度不一、深约1.5米的探沟。“北侧和东、西两侧的基址都找到了,东西有35.4米宽。”

但令人遗憾的是,永定门南侧的基址遭到了破坏,具置已经不可考证。根据《永定门城址考古发掘报告》的记载,永定门南北进深方向,只有北半部分残长11.4米的基址。

考古队根据探沟内出土的夯土层,推测永定门城址周围是用宽3.7米的夯土筑成底部基础。“夯土内用素土夯实做成的地基,上面的砖石结构已破坏无存。”朱志刚分析,永定门城址的基础打得比较浅。

明嘉靖年间,蒙古骑兵屡屡在京劫掠。明朝政府为巩固城防,决定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内城的外围修筑外城城垣。但由于连年大兴土木、国力不济,外城建成“包京城南一面”的“凸”字形格局后,匆匆收尾。外城南城垣共有七门,其形制比内城城门小很多。永定门居中而立,使北京中轴线南端从正阳门延长至此,寄意“永远安定”。

永定门初建时,只建了城门楼。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永定门补建瓮城。当时的瓮城上,只开辟了直对城门的券洞,没有箭楼。据王佳桓《北京的桥》一书记载,1553年修永定门时,还在护城河上建了一座窎桥。1564年补建瓮城后,原护城河改道绕瓮城而过,于是将窎桥移建于瓮城南面。

清乾隆皇帝对永定门非常重视,颁诏要求提高其规制。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扩建永定门城楼为面阔七间、进深三间,成为北京外城七门中最大一座城门,同时增筑箭楼。至此,永定门形成城楼、瓮城、箭楼的完整形制,矗立中轴线年被彻底拆除。

值得一提的是,1965年,永定门护城河改河道,北京市建设局市政工程处综合技术工程队原队长孔庆普参与了这项工程。据他回忆,在挖新河道时,挖出了明嘉靖三十二年的旧窎桥的根基部分。也就是说,“现在永定门护城河河道正是明嘉靖四十三年以前的老河道,河道正好从城门脚下通过。”

历史兜兜转转,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但时过境迁,根据考古队的勘探结果,除了永定门城楼,其箭楼和瓮城旧址已是南二环路和南护城河河道,已不具备复建条件。

有人指出,既然要复建就要城楼与箭楼、瓮城一起复建。如果只复建城楼,后期永定门四周会规划很大的开放空间,从景观的角度来论证,其尺度很难与整体环境相协调,不如易址复建。

另有一批专家则认为,如此重要的地标建筑,假如不是原址,其复建的原真性要大打折扣。王世仁旗帜鲜明地说,“哪怕挪了一寸,都不是原址了。地方都不对了,你做得再像它也不是这个地方,那不行。”

争论非常激烈,反映到了市文物局。梅宁华和文物局的相关领导对此极为慎重,“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还没有复建过如此重要的建筑。”

按照2000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通过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有特殊纪念功能的文物古迹”可以考虑重建,“重建应在原址”。据此,大家反复商讨后一致认为,永定门作为北京的地标式建筑,应该恢复历史的原貌。

梅宁华说,“我们把这些意见反映到市政府,得到了市政府的同意。”最终,北京市政府决定,在原址上复建永定门城楼。

2003年,复建永定门城楼的设计工作交到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后,设计团队立即成立。由于项目意义重大,时任所长的韩扬亲自担纲设计主持人。

设计一座传统样式的城门,对经验丰富的韩扬来说,不算一项很复杂的工程。但复建的永定门必须在原位置,规格和形制都不能走样儿,就会出现很多新的挑战。

首先,永定门城楼旧址,正堵在当时永定门跨河桥的桥头。在原址上复建,就必须另建新桥,在跨河桥两侧各建一座桥梁,分流车辆。同时,还需要在北侧设置地下通道,成为东西马路的连线,解决后期如何上城楼的问题。

其次,按照考古队的勘探结果,永定门城楼旧址有一部分正好压在南护城河的巡河道路上。若是坚持原址复建,就需要河湖管护部门同意,占用些许巡河道路。韩扬找到永定门护城河河湖管护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协商。“一开始,出于防汛安全,他们坚决不同意。后来经过反复协调,相关部门同意让了一米多。”

但问题仍没有解决。由于永定门城楼南侧紧邻护城河,北侧又距离即将修建下挖式的北滨河路仅0.3米,“相当于前后都是深沟,这就需要更牢固、更深的基础。”韩扬说。

如何让城楼既保证在原址上不移动位置,又兼顾安全?按照永定门城楼传统的基础结构,显然已不能满足现在的需求。韩扬和设计组多次论证,决定在城楼的基础部分采取现代材料做法,以保证建筑安全。

由于复建永定门,一开始定性为“城市标志性建筑”,不是文物修复。所以,是用钢筋混凝土复建一座仿古建筑,还是用原形制恢复永定门的历史旧貌,设计团队和政府部门也进行了一番对比和思考。

从设计难易程度来说,采用中国传统工艺建一座楼阁式建筑,且一分一毫都不能走样,要比用钢筋混凝土复建难很多。但从建筑寿命上来说,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理论寿命或可以达到几百年,而中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实例已存在千年之久。

韩扬举例说,“山西的佛光寺和南禅寺都是唐代木构建筑,已经存在上千年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中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在抗震方面有一定优势。”经过综合考量和分析,设计组最终决定按照原形制、原尺寸、传统木结构的材料做法进行设计和复建。

这些设计理念都得到了评审专家的认可。但一个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浩瀚卷帙中,能找到历史上永定门城楼形制、尺寸的详细资料吗?

上世纪20年代,住在京城的老百姓,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身着棕色或是黑色西装、戴着无框眼镜的外国人,随身带着照相机、笔记本和测量工具,穿梭于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之间。他是瑞典学者喜龙仁。出于对中国艺术的热爱,1920年起,喜龙仁多次来到北京。他痴迷于这座城市古老的建筑,陶醉于那些“土石写就的编年史”。

喜龙仁把北京城比作一个巨人,“城门就好像巨人的嘴,其呼吸和说话皆经由城门这张嘴。凡出入于城的万事万物,都必须经过这些狭窄通道。因此,全城的生活脉搏都在城门处集中,通过这个通道的,不仅仅有众多的车辆、牲畜和行人,还有人们的思想和欲望、希望和失望,同时还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生老病死。通过城门,人们不但能够感受到生活的脉搏,还能够看到城市生命和意志的流动。这种流动给予这座城市极其复杂的生命和节奏。”

对老北京城墙和城门艺术特征的兴趣,激发了喜龙仁研究其历史的想法。在中国建筑师的协助下,他先后花了五年时间,勘测丈量了每一段城墙、每一座城楼的尺寸,观察记录城墙、城门及周边街市乡野的现状,并用相机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精细绘制城门各种角度的建筑细节图。

1924年,喜龙仁把他用镜头和文字悉心捕捉的这些壮丽景观汇集成册,在英国伦敦出版了一本《北京的城墙和城门》。这本书当时印行仅800余册,并没有引起太多反响。

2003年,韩扬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找到一本1924年英文版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书中对永定门有详细的记载和实测图。据记载,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改建后的永定门,“楼台基宽28.3米,深13.7米,高7.8米,下辟券门,门洞宽、高各5.2米城楼为灰筒瓦绿剪边饰脊兽、重檐歇山三滴水楼阁式建筑。面阔连廊七间,通宽24米;进深三间,通进10.8米;城楼连城台通高26米。”

这些详细的数据和图纸,成为永定门复建设计方案最初的依据。但在考证史料的过程中,韩扬却发现,《北京的城门与城墙》一书中的图纸也存在一些出入。例如,在清代官式建筑中,在圆形断面的檐椽上,还要加挑出檐椽以外的方形断面的椽子,叫“飞椽”。韩扬说,“永定门城楼的屋顶应该既有檐椽也有飞椽,但喜龙仁的图只画了檐椽。”

仅凭借这一本书的测绘资料就进行复建设计,显然不够严谨。因此,韩扬还需要找到更多、更详细的资料。他跑遍了京城各大文物机构、图书馆,收获颇丰。在当时的中国文物研究所(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找到了1937年北平市文物整理委员会对永定门城楼的实测图、1957年拆除永定门时绘制的建筑结构图,还在故宫博物院等机构搜集到了永定门建成以来的文字和图片资料。

尽管这些图纸资料和文字、照片经过相互对比、考证,已经足够翔实,却只能给永定门城楼画一张“模糊的面孔”。具体到设计环节,城楼究竟由多少块木料组成?每一道梁到底有多大?斗拱上下垒叠、环环紧扣、严丝合缝,但具体到“斗”和“拱”是什么尺寸?这些在书中并没有记载,谁也说不清楚。

按照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方法,设计组可以根据同时期同类型的建筑,推敲每一件木结构之间的比例关系,然后按照清代营造的基本规则,考证这些比例关系是否合理。设计组为此下了很大功夫,但令韩扬仍旧苦恼的是,“推算出来的一些数据存在相互打架的情况。”

为此,设计要做到永定门城楼的原形制、原结构,除了历史文献和算法则例外,还需要对现存清代乾隆时期建筑进行测绘调查。

“北京有很多乾隆时期带斗拱的古迹遗存,我们搭着脚手架,爬上去测量每一个斗和拱具体是什么尺寸。”通过测量,韩扬发现,“过去木匠师傅们建造时,在遵循清代营造法式的基础上,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非常灵活。”

历史上的永定门不止有城楼,还有瓮城、箭楼以及城墙连接。但复建只有一座城楼,很多部分就需要重新设计。因此,复建设计既要充分尊重历史原貌,还要兼顾城楼建成后的一些展示、利用、管理的现代功能。

“原来贴内侧墙面设有马道,可以盘上城楼去,但现在用地限制不能建登城马道了,历史上从城墙内侧登楼的条件就没有了。那我们只能另想办法,设计城楼内的竖向楼梯,以方便游人登楼游览。”韩扬介绍,在设计过程中,永定门不能恢复的部分都尽量做了标示设计。“比如,城楼、城墙和瓮城是在哪里衔接的、怎么衔接的,历史上登楼马道位置在哪儿等,这些痕迹都设计到了墙上;城楼两边的值房不能复建了,我们就在广场上做了标志等。”

师古而不泥古。历时近一年时间,经过不断分析、反复考证,设计组的方案三易其稿,最后绘制了近40张建筑图纸。

2003年,复建永定门城楼工程,向社会公开招投标。北京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总经理李彦成至今仍记得,在招标会上开标时的紧张心情。“有七八个古建公司竞标,其中有一个古建公司在竞标前,专门做了一个永定门城楼的模型,看起来胸有成竹的样子。”李彦成当时虽然紧张,但也做了充分的准备。

在招标之前,李彦成就开始四处打听,寻找复建永定门城楼的建筑材料。老北京城楼主要采用中国木结构营造方法,梁与柱一横一竖的结构组成大木屋架,支撑起建筑的重量。其中,立柱起到主要的承重作用,对材质有很高的要求。

1989年至1991年期间,李彦成在承接修缮前门楼子的工程时,听一位叫刘文忠的大木师傅说,“老北京城楼的立柱大多数都是铁力木。这种木料立木为剑,入水即沉,十分坚硬,是做金柱最好的材料。”

“金柱”是清式建筑中的称谓,也就是古代建筑中的内柱。铁力木又叫铁梨木,是一种热带亚热带珍稀树种,因材质特别坚硬沉重而得名。明代以来,人们常用铁力木造船、造桥等。由于铁力木树种珍贵,是中国二级保护植物,产量稀少。

据孔庆普在《城:我与北京城的八十年》一书中记载,1951年,安定门城楼修缮时需要“托梁换柱”,中标商天顺营造厂四处寻找铁力木,一根都没找到,最终用黄松木代替。而根据史料分析,永定门城楼有12根“金柱”,且直径应该不小于52厘米,长度不小于13.66米。寻找12根符合尺寸要求的铁力木,难度可想而知。

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的工作人员,走遍全国各地,跑了各大港口,也没有找到够粗够长够多的铁力木。李彦成陷入苦恼,“实在没办法,我们就考虑用俄罗斯进口的白杨代替,可惜长度只有12米,比要求的短了一米多。”

就在绝望之际,一个电话的到来,让李彦成兴奋不已。“一个木材商打电话说,在张家港港口正好有12根从南非进口的铁力木。”李彦成听到消息后,立刻就买下了。

这12根铁力木让李彦成充满信心,也让他在招标会上得到评审委员会几位专家的认可。李彦成记得,“当时80多岁的杜先洲点头称善。他是著名的古建专家、国家文物局的老工程师,在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当工程师的时候,曾测量过永定门、正阳门等城楼,清楚永定门的城楼的用材是铁力木。因此,我们一下就中了标。”

清代对不同等级的建筑,所用琉璃瓦有严格规定,绝对不许僭越。按照史料记载,永定门城楼为灰筒瓦绿剪边饰脊兽、重檐歇山三滴水楼阁式建筑,屋顶檐边四周用的都是琉璃瓦,中间用的是削割瓦。

削割瓦就是不施釉彩的琉璃瓦胎,在色彩上接近青瓦,但其烧制工艺也颇为精细讲究。削割瓦由干土和黄土按照一定比例配制而成,烧制时要将烧好的瓦胎重新回窑。由于技术非常复杂,破损率很高,成品率仅有6成左右。

但为了尽可能恢复永定门城楼历史风貌,李彦成找到位于北京海淀的北安河琉璃瓦厂。但在厂里一打听,由于制作削割瓦的工艺已经多年没有使用过,厂里没人知道烧制削割瓦到底有哪些工序。

在古建修缮行业干了十多年,李彦成结识不少古建专家。制作削割瓦,他想到了70多岁的瓦作专家朴学林。朴先生是过去营造厂家“兴隆木厂”瓦作第十五代传人、故宫博物院高级工程师。兴隆木厂是明清两代紫禁城及皇家建筑建设与修缮的主要参建厂商之一。

李彦成去朴先生家登门拜访,朴先生得知是为了复建永定门后,非常支持。“老先生把制作削割瓦的配方交给琉璃瓦厂,并亲自指导厂里的技工如何用火、回窑等,经过几次实验以后,终于成功制出合格的削割瓦。”李彦成介绍,后来复建永定门大概用了2.3万块削割瓦,这在北京古建筑修复修缮工程中是绝无仅有的。

除了削割瓦,复建工程所需的砖,也是朴学林亲自考察了北京、河北等地十几家砖瓦厂后,对比挑选了河北易县的砖瓦厂生产。工程所需的石料,则按照明清两代建造城门时所用的材料,来自房山大石窝的青白石。

从春到夏,李彦成为找材料而到处奔走。8月的一天,他向古建博物馆原行政科长多吉祥说起寻找复建永定门材料的事情。

在博物馆工作多年的多吉祥,突然回忆起1990年前后,博物馆去地坛公园征集文物时,收集到了一块城门的石匾额并拉回博物馆,但具体是哪个城门的不清楚了。

当时,为避免石匾额遭受风吹雨淋的破坏,工作人员就将这块匾额扣放到了博物馆院内的一棵古柏树下面。为保险起见,还在上面还盖了一层浮土。这块石匾额,会不会就是永定门城楼的石匾额呢?

“我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赶紧到院里找到那棵古柏,然后把石匾挖出来一看,正好是永定门城楼上的石匾额。而且已放置了十多年,竟然保存完好。”李彦成至今对这件事情仍津津乐道,“真是无巧不成书!”

这块石匾额,长2米,高0.78米,厚0.28米,镌刻“永定门”三个字,遒劲雄健。有一说是明嘉靖三十二年始建永定门时的原件。清朝建都北京后,曾将北京各城门上用汉文题写的明代匾额撤下,改用满、汉两种文字题写的匾额。时移世易,明代的石匾额,大多失落无存。

也有一说是民国初年之物。当时,北京城门石匾额又由满、汉两种文字换为汉文,内务总长朱启钤请书法家邵章题写。后来随着城门陆续拆除,邵章先生题写的匾额也多散佚,唯存正阳门箭楼那块。

不管怎样,永定门石匾额“重现”,带给人们太多惊喜。有人建议,把这块匾额嵌入复建的新城楼上,也算是归全反真。但文物部门考虑到,这块石匾额已属于文物,就按照原样复制了一块,嵌入复建的永定门城楼。

2004年3月10日,寒风凛冽,南二环外却是一片热火朝天。永定门复建工程终于正式开工,王世仁和郑孝燮在奠基礼上,用手抚摸着奠基石激动不已。罗哲文拿出自己1953年给永定门拍的照片,高兴地说:“复建永定门的重要性,就在于再现北京古城中轴线的重要标志,是北京城凸字形格局中不可缺少的标志。”

不止专家学者,很多老北京人都期待昔日气势宏伟的城楼,能够重新屹立在北京中轴线岁的王丽君老人,在天坛南大街150号住了60多年,她动情地说:“永定门城楼没拆之前,坐在家里一抬头就能看到,以后也有盼头了。”

北京三台山危险品仓库的主任听说永定门复建开工,辗转找到李彦成。他说,终于可以“物归原主”,把4000多块旧城砖送回去。

上世纪50年代,北京建设大型化工危险品仓库三台山危险品仓库。当时,仓库已建得差不多了,就差找砖砌围墙,正赶上拆除永定门,仓库负责人就派车拉了许多城砖回来,旧物利用,为仓库砌起了围墙。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风雨,这些旧城砖悉数重回永定门城楼的北立面上。李彦成感慨不已,想起1996年承办明城墙修复工程时,北京市民就曾夜以继日地捐了40多万块旧城墙砖,使北京现存最长的一段明城墙“如获新生”。这次旧城砖重回永定门,仿佛与过往的握手言欢。人们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化进程中,重新意识到历史古迹的价值。

为此,复建永定门尽可能做到尊重历史原貌。位置、大小、形制上保持原样,在用料和工艺上也力求“原汁原味”。“木工的斗拱加工、淌白糙砌的手法等都是传统工艺,刷桐油也跟古代一样,用牛尾蘸油往立柱上甩。”李彦成说。

中国传统建筑屋顶正脊形如龙,正脊当中的一块瓦筒为“龙口”。明清时期盛行在龙口处放置镇物,有“瓦匠不合空龙口”的说法。据朴学林回忆,“故宫所有大殿原来起脊的门楼都会放置镇物。有放金银铜铁锡五个元宝的,有放金银五个钱的,还有放五谷杂粮的,以祈求吉祥喜庆、国泰年丰。”

在“合龙”仪式上,李彦成和施工人员郑重地将金、银、铜、铁、锡五色钱,连同红黄蓝白黑5色丝线,一起压到城楼正脊的中间部位。然后再在上面和上麻刀灰,砌上最后一块瓦。

飞檐翘角,古色古韵,复建的城楼竣工在即。正在施工现场的李彦成接到一个电话,是侯仁之夫人张玮瑛打来的。

原来,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侯仁之老先生一直关注着永定门复建工程的进度,得知工程即将竣工后,按捺不住,想要来现场亲眼看一看。

一辈子都在研究北京的侯仁之,被北京人称之为“北京通”。他耗尽毕生心血,在逝去的岁月中寻找北京古城的生命印记。永定门是北京中轴线上独特的“印记”,时隔近半个世纪后重现,让侯仁之兴奋不已。

93岁高龄的侯仁之,已有两年没出家门了。施工现场又到处都是砖瓦水泥,李彦成为此又高兴又担心。他雇了一辆面包车,将坐着轮椅的侯仁之从燕南园的家中接出。

一路上,侯仁之并没有太多言语。快到现场时,望着车窗外蓝天下的永定门城楼,老先生拍手连呼“好极了!”

当时,永定门城楼还未彻底完工,9米高的斜坡上,施工架还没有撤。侯仁之到达现场后,执意要下轮椅亲自登楼眺望。众人力劝后,侯仁之才同意让人抬上永定门。李彦成后来回忆说:“老先生上楼之后,往北看着北京的中轴线,口里一个劲地赞叹着这下好了这下好了。”

侯仁之在城楼上流连良久。他自豪地说,“从这个城门开始,一直向北去,到钟鼓楼,南北之间形成一条中轴线,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可以跟北京比。”下了城楼,侯仁之还参观了永定门城楼北侧100米处的御道遗存。

这段南北延伸长约200余米的御道遗存,全部为花岗岩石铺就。李彦成告诉侯仁之,复建永定门城楼的同时,北京对南中轴路进行了改造,施工过程中发现了这条石砌路面。

御道遗存被发现时,上面覆盖着沥青路面,路面石条排列长短不一。李彦成对侯仁之说,南中轴路改造过程中,御道上残留的条石都被原状保留下来。侯仁之听后点头称是,连称“用心良苦”。

从下午两点多一直到太阳落山,侯老在永定门城楼下流连忘返。老伴儿下了命令,“天晚了该回家了”,这才把侯老劝回了家。李彦成至今难忘,“老爷子那么大年纪了,还关心着北京城的一举一动,这种真挚的感情线月,一座崭新的永定门城楼正式亮相于北京中轴路的南端。复建的永定门城楼,城台东西长31.41米,南北宽16.96米,高8米,城楼总高26.04米,为歇山式三滴水原样式,古朴典雅。

很多人望着城楼,如见故人,感慨良多。但也有不少老北京人疑惑:重建的永定门是不是比原来小了,没有了昔日的巍峨?

“环境大了,你看环境中的东西就小了。环境小了,你看环境中的东西就大了。”韩扬用空间关系解释说,“复建的永定门是严格按照原位置、原形制、原尺寸,其设计经得起严谨的考证和推敲。”之所以有“比原来小”的错觉,是因为永定门城楼周边的环境变了。

复建永定门城楼时,北京南中轴路两边杂乱的平房都拆了,露出了古老的天坛西墙和先农坛东墙。永定门至先农坛东门的路被改造成街心公园,绿树成荫,四周空旷。城楼南边的“燕墩”周边杂乱的民居拆除,其与永定门城楼、天坛祈年殿和先农坛的太岁殿等建筑群遥相辉映,唤醒了南中轴神韵。

尽管存在争议,但罗哲文认为,说永定门仍然是文物并非没有根据。这是因为永定门复建坚持了五个“原来”,即建在原来位置、按照原来形制、遵照原来的结构、使用原级别材料、使用原来的工艺,这五点都得到了完全再现。

郑孝燮对此也表示,永定门复建工程的最大意义就是使中轴线完善了。“在世界范围内,复建并不是件新鲜事,因为复建与改建是不一样的,事实上永定门是在完全尊重历史的情况下进行的,它并没有改变历史。”

巍峨耸立的永定门是明清北京中轴线年代,永定门因城市化建设被拆除。时隔近半个世纪后,多位专家学者呼吁,永定门城楼应在原位置按原形制、原尺寸、原工艺复建,得到高度重视,使延续了700余年的古都中轴线变得完整。它拆而复建的曲折经历,让人们重新意识到古都原有城市形态和中轴线在城市中的意义。正如古建专家王世仁所说:“城市失去历史标志,等于失去了记忆。保护好这条中轴线,就是使后人不至于看到一个失去记忆的城市。”

秋天是北京最美的季节,天高云淡,温度宜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灿炽喜欢在这个季节,骑着他的“二八”自行车,从钟楼湾胡同的家中出发,沿着中轴线一路南下,走走停停,直至永定门附近。

那是1998年,永定门巍峨的城楼、箭楼已消失在历史云烟中,附近是南二环路的车水马龙和静静流淌的南护城河。王灿炽停下自行车,在护城河畔徘徊瞻眺,想象明清北京中轴线的万千气象。

这条肇始于元大都、贯穿老城南北、全长7.8公里的中轴线,被誉为古都之脊。古建筑专家梁思成曾盛赞它是全世界最长、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

但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北京的城市化建设,这条承载古都记忆的中轴线已发生了诸多变化。尤其是1957年,北京外城七门中最大、最重要的城门永定门被彻底拆除,使这条有700多年历史的中轴线失去了南端起点,出现失衡。“北京中轴线像一根断了的琴弦,再也弹奏不出美妙的旋律了。”多年致力于北京史研究的王灿炽对此忧心忡忡。他一次次骑车前往永定门附近踏勘,向周边居民询问旧址的蛛丝马迹。

在永定门旧址,王灿炽发现,当时并没有大型的建筑,而且周围环境也没有遭到严重破坏。“能不能在旧址上复建永定门,使北京中轴线变得完整?”这一想法,开始萦绕在王灿炽心头。

为了找到复建依据,王灿炽翻阅了大量史志文献,整理了厚厚一沓资料。1999年3月,政协北京市第九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王灿炽以北京市政协常委的身份,提交了第0536号提案《重建永定门,完善北京中轴线文物建筑案》。

这份提案一经公开,就引起一些专家学者的共鸣。“有六位委员签名附议,提案还获得了北京市政协当年的优秀提案奖。”今年84岁的王灿炽至今仍记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汪光焘对他说,“王委员,你的重建永定门提案很好,我记着呢,只要条件允许,我们一定去办。”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对首都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的批复,就明确提出首都城市发展要注意保护古都中轴线、皇城、文物建筑、古都格局等。但由于北京文物古迹比比皆是,当时的修缮经费又往往不过百万元,文物修缮只能是抢险,花每一分钱都得精打细算。很多文物古建都处于年久失修的状态,又何谈复建。

因此,王灿炽的提案并没有很快得到相关部门的积极回应。但它如同投入湖中的一粒石子,激起了一圈圈涟漪。

有反对者认为,复建永定门是修“假古董”,没有多大意义,既然已经拆了,还不如把资金用在真正的文物上;也有支持者表示,永定门在中轴线上有重要意义,复建永定门就使中轴线有了完整性。争论旷日持久,莫衷一是。

按照1964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颁布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保护、修复古迹时必须保存它们现存的真实性,绝对禁止复原重建。但在遗址保护过程中,一些学者发现,这个准则对欧洲以砖石结构建筑适用,运用到中国、日本、朝鲜等以木结构建筑为主的国家时,不可避免地出现尴尬:哪个年代、什么状态的算是原来的“真实性”?多次改建、重建的史迹是不是就失去了“线年,多个国家的古建修缮专家在日本奈良通过了著名的《奈良真实性文件》。这份文件在强调保护文化遗产真实性的同时肯定保护方法的多样性,指出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不仅指现存的实物形式是真实的,更重要的是它所承载的文化内容是真实的。由此,国际原有的标准被修改完善了。

《奈良真实性文件》公布后,引发不少国家通过复建已经消失的古迹再现其历史价值的潮流。例如,法国卡尔卡松城堡、琉球王国时期的首里城、德国德累斯顿易北河谷文化景观等都进行了不同程度地重建后,均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永定门作为明清中轴线的南端起点,其历史价值不言而喻。2000年,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委员王世仁、清华大学吴良镛院士、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副主任郑孝燮、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徐苹芳等专家纷纷呼吁:复建永定门。

郑孝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华沙重建时,整个城市都是废墟,按照原样把它建起来。历史是根、文化是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保留恢复这些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就是保留根、保留灵魂。

王世仁强调,建筑不是“古董”,是公共产品,是见证历史的载体,它们的真与假首先要看所承载的历史是真是假。他认为,古都的“复兴”离不开古迹重建,复建永定门是重现历史载体、传承历史信息和展现历史风貌的工程。

于是,王世仁和几位专家给北京市文物局写了一封《关于重建永定门的建议书》,其中写道:“中轴线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审美理念,也代表了北京的历史文脉,记载着首都的历史变迁。城市失去历史标志,等于失去了记忆,保护好这条中轴线,也就是使后人不至于看到一个失去记忆的城市。为此,我建议将永定门重建起来,恢复它作为古都中轴线南端起点的标志功能,将丧失了41%的中轴线重新连接贯通。”

收到这封《建议书》后,时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的梅宁华对此非常重视。“专家的提议非常有道理,重建永定门很有必要。”

梅宁华立即把这份《建议书》提交到市委市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得到了市领导批示:同意专家们的建议,要在时机合适、条件成熟时把永定门复建起来。”

为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保护古都风貌,北京启动连续5年共投入6亿元的“人文奥运文物保护工程”。2003年起,北京每年拿出1.2亿元财政专项拨款用于修缮文物建筑,其数额大体相当于国家文物局每年用在全国文物保护上的专项经费。

“这在北京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梅宁华说,“这还不包括中央财政在这5年中,投资数亿元对故宫、恭王府、北大红楼等全国重点文物的维修保护,也不包括区县和社会配套资金的投入。”

北京市对文物保护的力度空前提高,复建永定门也由此被提上议程,列入“人文奥运文物保护工程”的重点项目,成为北京城中轴线景观整治工程中最重要的一点。

但消失近半个世纪的永定门,究竟该如何复建?寻找永定门旧基址,成为摆在大家面前的首要问题。

2003年3月,京城春寒料峭。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基建考古室原主任朱志刚带领考古队,进驻交通繁忙的南中轴路,对永定门旧址进行考古发掘。“变化太大了。”对于找到永定门旧址,朱志刚和考古队员心里并没有太大把握。考古队参考1949年北京市地图、1965年北京市房管局测量队对旧城中轴线的测绘图,并根据天坛、先农坛和永定门的位置关系推测,试挖了几条探沟。

结果出乎考古队的意料。朱志刚说,“经过勘探,我们找到了永定门北侧的基址,比较完整。”于是,考古队用了近一个月时间,先后共挖出7条长度不一、深约1.5米的探沟。“北侧和东、西两侧的基址都找到了,东西有35.4米宽。”

但令人遗憾的是,永定门南侧的基址遭到了破坏,具置已经不可考证。根据《永定门城址考古发掘报告》的记载,永定门南北进深方向,只有北半部分残长11.4米的基址。

考古队根据探沟内出土的夯土层,推测永定门城址周围是用宽3.7米的夯土筑成底部基础。“夯土内用素土夯实做成的地基,上面的砖石结构已破坏无存。”朱志刚分析,永定门城址的基础打得比较浅。

明嘉靖年间,蒙古骑兵屡屡在京劫掠。明朝政府为巩固城防,决定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内城的外围修筑外城城垣。但由于连年大兴土木、国力不济,外城建成“包京城南一面”的“凸”字形格局后,匆匆收尾。外城南城垣共有七门,其形制比内城城门小很多。永定门居中而立,使北京中轴线南端从正阳门延长至此,寄意“永远安定”。

永定门初建时,只建了城门楼。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永定门补建瓮城。当时的瓮城上,只开辟了直对城门的券洞,没有箭楼。据王佳桓《北京的桥》一书记载,1553年修永定门时,还在护城河上建了一座窎桥。1564年补建瓮城后,原护城河改道绕瓮城而过,于是将窎桥移建于瓮城南面。

清乾隆皇帝对永定门非常重视,颁诏要求提高其规制。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扩建永定门城楼为面阔七间、进深三间,成为北京外城七门中最大一座城门,同时增筑箭楼。至此,永定门形成城楼、瓮城、箭楼的完整形制,矗立中轴线年被彻底拆除。

值得一提的是,1965年,永定门护城河改河道,北京市建设局市政工程处综合技术工程队原队长孔庆普参与了这项工程。据他回忆,在挖新河道时,挖出了明嘉靖三十二年的旧窎桥的根基部分。也就是说,“现在永定门护城河河道正是明嘉靖四十三年以前的老河道,河道正好从城门脚下通过。”

历史兜兜转转,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但时过境迁,根据考古队的勘探结果,除了永定门城楼,其箭楼和瓮城旧址已是南二环路和南护城河河道,已不具备复建条件。

有人指出,既然要复建就要城楼与箭楼、瓮城一起复建。如果只复建城楼,后期永定门四周会规划很大的开放空间,从景观的角度来论证,其尺度很难与整体环境相协调,不如易址复建。

另有一批专家则认为,如此重要的地标建筑,假如不是原址,其复建的原真性要大打折扣。王世仁旗帜鲜明地说,“哪怕挪了一寸,都不是原址了。地方都不对了,你做得再像它也不是这个地方,那不行。”

争论非常激烈,反映到了市文物局。梅宁华和文物局的相关领导对此极为慎重,“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还没有复建过如此重要的建筑。”

按照2000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通过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有特殊纪念功能的文物古迹”可以考虑重建,“重建应在原址”。据此,大家反复商讨后一致认为,永定门作为北京的地标式建筑,应该恢复历史的原貌。

梅宁华说,“我们把这些意见反映到市政府,得到了市政府的同意。”最终,北京市政府决定,在原址上复建永定门城楼。

2003年,复建永定门城楼的设计工作交到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后,设计团队立即成立。由于项目意义重大,时任所长的韩扬亲自担纲设计主持人。

设计一座传统样式的城门,对经验丰富的韩扬来说,不算一项很复杂的工程。但复建的永定门必须在原位置,规格和形制都不能走样儿,就会出现很多新的挑战。

首先,永定门城楼旧址,正堵在当时永定门跨河桥的桥头。在原址上复建,就必须另建新桥,在跨河桥两侧各建一座桥梁,分流车辆。同时,还需要在北侧设置地下通道,成为东西马路的连线,解决后期如何上城楼的问题。

其次,按照考古队的勘探结果,永定门城楼旧址有一部分正好压在南护城河的巡河道路上。若是坚持原址复建,就需要河湖管护部门同意,占用些许巡河道路。韩扬找到永定门护城河河湖管护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协商。“一开始,出于防汛安全,他们坚决不同意。后来经过反复协调,相关部门同意让了一米多。”

但问题仍没有解决。由于永定门城楼南侧紧邻护城河,北侧又距离即将修建下挖式的北滨河路仅0.3米,“相当于前后都是深沟,这就需要更牢固、更深的基础。”韩扬说。

如何让城楼既保证在原址上不移动位置,又兼顾安全?按照永定门城楼传统的基础结构,显然已不能满足现在的需求。韩扬和设计组多次论证,决定在城楼的基础部分采取现代材料做法,以保证建筑安全。

由于复建永定门,一开始定性为“城市标志性建筑”,不是文物修复。所以,是用钢筋混凝土复建一座仿古建筑,还是用原形制恢复永定门的历史旧貌,设计团队和政府部门也进行了一番对比和思考。

从设计难易程度来说,采用中国传统工艺建一座楼阁式建筑,且一分一毫都不能走样,要比用钢筋混凝土复建难很多。但从建筑寿命上来说,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理论寿命或可以达到几百年,而中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实例已存在千年之久。

韩扬举例说,“山西的佛光寺和南禅寺都是唐代木构建筑,已经存在上千年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中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在抗震方面有一定优势。”经过综合考量和分析,设计组最终决定按照原形制、原尺寸、传统木结构的材料做法进行设计和复建。

这些设计理念都得到了评审专家的认可。但一个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浩瀚卷帙中,能找到历史上永定门城楼形制、尺寸的详细资料吗?

上世纪20年代,住在京城的老百姓,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身着棕色或是黑色西装、戴着无框眼镜的外国人,随身带着照相机、笔记本和测量工具,穿梭于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之间。

他是瑞典学者喜龙仁。出于对中国艺术的热爱,1920年起,喜龙仁多次来到北京。他痴迷于这座城市古老的建筑,陶醉于那些“土石写就的编年史”。

喜龙仁把北京城比作一个巨人,“城门就好像巨人的嘴,其呼吸和说话皆经由城门这张嘴。凡出入于城的万事万物,都必须经过这些狭窄通道。因此,全城的生活脉搏都在城门处集中,通过这个通道的,不仅仅有众多的车辆、牲畜和行人,还有人们的思想和欲望、希望和失望,同时还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生老病死。通过城门,人们不但能够感受到生活的脉搏,还能够看到城市生命和意志的流动。这种流动给予这座城市极其复杂的生命和节奏。”

对老北京城墙和城门艺术特征的兴趣,激发了喜龙仁研究其历史的想法。在中国建筑师的协助下,他先后花了五年时间,勘测丈量了每一段城墙、每一座城楼的尺寸,观察记录城墙、城门及周边街市乡野的现状,并用相机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精细绘制城门各种角度的建筑细节图。

1924年,喜龙仁把他用镜头和文字悉心捕捉的这些壮丽景观汇集成册,在英国伦敦出版了一本《北京的城墙和城门》。这本书当时印行仅800余册,并没有引起太多反响。但喜龙仁或许不曾想到,时隔近80年后,为复建永定门提供了重要依据。

2003年,韩扬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找到一本1924年英文版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书中对永定门有详细的记载和实测图。据记载,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改建后的永定门,“楼台基宽28.3米,深13.7米,高7.8米,下辟券门,门洞宽、高各5.2米城楼为灰筒瓦绿剪边饰脊兽、重檐歇山三滴水楼阁式建筑。面阔连廊七间,通宽24米;进深三间,通进10.8米;城楼连城台通高26米。”

这些详细的数据和图纸,成为永定门复建设计方案最初的依据。但在考证史料的过程中,韩扬却发现,《北京的城门与城墙》一书中的图纸也存在一些出入。例如,在清代官式建筑中,在圆形断面的檐椽上,还要加挑出檐椽以外的方形断面的椽子,叫“飞椽”。韩扬说,“永定门城楼的屋顶应该既有檐椽也有飞椽,但喜龙仁的图只画了檐椽。”

仅凭借这一本书的测绘资料就进行复建设计,显然不够严谨。因此,韩扬还需要找到更多、更详细的资料。他跑遍了京城各大文物机构、图书馆,收获颇丰。在当时的中国文物研究所(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找到了1937年北平市文物整理委员会对永定门城楼的实测图、1957年拆除永定门时绘制的建筑结构图,还在故宫博物院等机构搜集到了永定门建成以来的文字和图片资料。

尽管这些图纸资料和文字、照片经过相互对比、考证,已经足够翔实,却只能给永定门城楼画一张“模糊的面孔”。具体到设计环节,城楼究竟由多少块木料组成?每一道梁到底有多大?斗拱上下垒叠、环环紧扣、严丝合缝,但具体到“斗”和“拱”是什么尺寸?这些在书中并没有记载,谁也说不清楚。

按照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方法,设计组可以根据同时期同类型的建筑,推敲每一件木结构之间的比例关系,然后按照清代营造的基本规则,考证这些比例关系是否合理。设计组为此下了很大功夫,但令韩扬仍旧苦恼的是,“推算出来的一些数据存在相互打架的情况。”

为此,设计要做到永定门城楼的原形制、原结构,除了历史文献和算法则例外,还需要对现存清代乾隆时期建筑进行测绘调查。

“北京有很多乾隆时期带斗拱的古迹遗存,我们搭着脚手架,爬上去测量每一个斗和拱具体是什么尺寸。”通过测量,韩扬发现,“过去木匠师傅们建造时,在遵循清代营造法式的基础上,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非常灵活。”

历史上的永定门不止有城楼,还有瓮城、箭楼以及城墙连接。但复建只有一座城楼,很多部分就需要重新设计。因此,复建设计既要充分尊重历史原貌,还要兼顾城楼建成后的一些展示、利用、管理的现代功能。

“原来贴内侧墙面设有马道,可以盘上城楼去,但现在用地限制不能建登城马道了,历史上从城墙内侧登楼的条件就没有了。那我们只能另想办法,设计城楼内的竖向楼梯,以方便游人登楼游览。”韩扬介绍,在设计过程中,永定门不能恢复的部分都尽量做了标示设计。“比如,城楼、城墙和瓮城是在哪里衔接的、怎么衔接的,历史上登楼马道位置在哪儿等,这些痕迹都设计到了墙上;城楼两边的值房不能复建了,我们就在广场上做了标志等。”

师古而不泥古。历时近一年时间,经过不断分析、反复考证,设计组的方案三易其稿,最后绘制了近40张建筑图纸。

2003年,复建永定门城楼工程,向社会公开招投标。北京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总经理李彦成至今仍记得,在招标会上开标时的紧张心情。

“有七八个古建公司竞标,其中有一个古建公司在竞标前,专门做了一个永定门城楼的模型,看起来胸有成竹的样子。”李彦成当时虽然紧张,但也做了充分的准备。

在招标之前,李彦成就开始四处打听,寻找复建永定门城楼的建筑材料。老北京城楼主要采用中国木结构营造方法,梁与柱一横一竖的结构组成大木屋架,支撑起建筑的重量。其中,立柱起到主要的承重作用,对材质有很高的要求。

1989年至1991年期间,李彦成在承接修缮前门楼子的工程时,听一位叫刘文忠的大木师傅说,“老北京城楼的立柱大多数都是铁力木。这种木料立木为剑,入水即沉,十分坚硬,是做金柱最好的材料。”

“金柱”是清式建筑中的称谓,也就是古代建筑中的内柱。铁力木又叫铁梨木,是一种热带亚热带珍稀树种,因材质特别坚硬沉重而得名。明代以来,人们常用铁力木造船、造桥等。由于铁力木树种珍贵,是中国二级保护植物,产量稀少。据孔庆普在《城:我与北京城的八十年》一书中记载,1951年,安定门城楼修缮时需要“托梁换柱”,中标商天顺营造厂四处寻找铁力木,一根都没找到,最终用黄松木代替。而根据史料分析,永定门城楼有12根“金柱”,且直径应该不小于52厘米,长度不小于13.66米。寻找12根符合尺寸要求的铁力木,难度可想而知。

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的工作人员,走遍全国各地,跑了各大港口,也没有找到够粗够长够多的铁力木。李彦成陷入苦恼,“实在没办法,我们就考虑用俄罗斯进口的白杨代替,可惜长度只有12米,比要求的短了一米多。”

就在绝望之际,一个电话的到来,让李彦成兴奋不已。“一个木材商打电话说,在张家港港口正好有12根从南非进口的铁力木。”李彦成听到消息后,立刻就买下了。

这12根铁力木让李彦成充满信心,也让他在招标会上得到评审委员会几位专家的认可。李彦成记得,“当时80多岁的杜先洲点头称善。他是著名的古建专家、国家文物局的老工程师,在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当工程师的时候,曾测量过永定门、正阳门等城楼,清楚永定门的城楼的用材是铁力木。因此,我们一下就中了标。”

清代对不同等级的建筑,所用琉璃瓦有严格规定,绝对不许僭越。按照史料记载,永定门城楼为灰筒瓦绿剪边饰脊兽、重檐歇山三滴水楼阁式建筑,屋顶檐边四周用的都是琉璃瓦,中间用的是削割瓦。

削割瓦就是不施釉彩的琉璃瓦胎,在色彩上接近青瓦,但其烧制工艺也颇为精细讲究。削割瓦由干土和黄土按照一定比例配制而成,烧制时要将烧好的瓦胎重新回窑。由于技术非常复杂,破损率很高,成品率仅有6成左右。

但为了尽可能恢复永定门城楼历史风貌,李彦成找到位于北京海淀的北安河琉璃瓦厂。但在厂里一打听,由于制作削割瓦的工艺已经多年没有使用过,厂里没人知道烧制削割瓦到底有哪些工序。

在古建修缮行业干了十多年,李彦成结识不少古建专家。制作削割瓦,他想到了70多岁的瓦作专家朴学林。朴先生是过去营造厂家“兴隆木厂”瓦作第十五代传人、故宫博物院高级工程师。兴隆木厂是明清两代紫禁城及皇家建筑建设与修缮的主要参建厂商之一。

李彦成去朴先生家登门拜访,朴先生得知是为了复建永定门后,非常支持。“老先生把制作削割瓦的配方交给琉璃瓦厂,并亲自指导厂里的技工如何用火、回窑等,经过几次实验以后,终于成功制出合格的削割瓦。”李彦成介绍,后来复建永定门大概用了2.3万块削割瓦,这在北京古建筑修复修缮工程中是绝无仅有的。

除了削割瓦,复建工程所需的砖,也是朴学林亲自考察了北京、河北等地十几家砖瓦厂后,对比挑选了河北易县的砖瓦厂生产。工程所需的石料,则按照明清两代建造城门时所用的材料,来自房山大石窝的青白石。

从春到夏,李彦成为找材料而到处奔走。8月的一天,他向古建博物馆原行政科长多吉祥说起寻找复建永定门材料的事情。

在博物馆工作多年的多吉祥,突然回忆起1990年前后,博物馆去地坛公园征集文物时,收集到了一块城门的石匾额并拉回博物馆,但具体是哪个城门的不清楚了。

当时,为避免石匾额遭受风吹雨淋的破坏,工作人员就将这块匾额扣放到了博物馆院内的一棵古柏树下面。为保险起见,还在上面还盖了一层浮土。这块石匾额,会不会就是永定门城楼的石匾额呢?

“我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赶紧到院里找到那棵古柏,然后把石匾挖出来一看,正好是永定门城楼上的石匾额。而且已放置了十多年,竟然保存完好。”李彦成至今对这件事情仍津津乐道,“真是无巧不成书!”

这块石匾额,长2米,高0.78米,厚0.28米,镌刻“永定门”三个字,遒劲雄健。有一说是明嘉靖三十二年始建永定门时的原件。清朝建都北京后,曾将北京各城门上用汉文题写的明代匾额撤下,改用满、汉两种文字题写的匾额。时移世易,明代的石匾额,大多失落无存。

也有一说是民国初年之物。当时,北京城门石匾额又由满、汉两种文字换为汉文,内务总长朱启钤请书法家邵章题写。后来随着城门陆续拆除,邵章先生题写的匾额也多散佚,唯存正阳门箭楼那块。

不管怎样,永定门石匾额“重现”,带给人们太多惊喜。有人建议,把这块匾额嵌入复建的新城楼上,也算是归全反真。但文物部门考虑到,这块石匾额已属于文物,就按照原样复制了一块,嵌入复建的永定门城楼。

永定门复建工程终于正式开工,王世仁和郑孝燮在奠基礼上,用手抚摸着奠基石激动不已。罗哲文拿出自己1953年给永定门拍的照片,高兴地说:“复建永定门的重要性,就在于再现北京古城中轴线的重要标志,是北京城凸字形格局中不可缺少的标志。”

不止专家学者,很多老北京人都期待昔日气势宏伟的城楼,能够重新屹立在北京中轴线岁的王丽君老人,在天坛南大街150号住了60多年,她动情地说:“永定门城楼没拆之前,坐在家里一抬头就能看到,以后也有盼头了。”

北京三台山危险品仓库的主任听说永定门复建开工,辗转找到李彦成。他说,终于可以“物归原主”,把4000多块旧城砖送回去。

上世纪50年代,北京建设大型化工危险品仓库三台山危险品仓库。当时,仓库已建得差不多了,就差找砖砌围墙,正赶上拆除永定门,仓库负责人就派车拉了许多城砖回来,旧物利用,为仓库砌起了围墙。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风雨,这些旧城砖悉数重回永定门城楼的北立面上。李彦成感慨不已,想起1996年承办明城墙修复工程时,北京市民就曾夜以继日地捐了40多万块旧城墙砖,使北京现存最长的一段明城墙“如获新生”。这次旧城砖重回永定门,仿佛与过往的握手言欢。人们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化进程中,重新意识到历史古迹的价值。

为此,复建永定门尽可能做到尊重历史原貌。位置、大小、形制上保持原样,在用料和工艺上也力求“原汁原味”。“木工的斗拱加工、淌白糙砌的手法等都是传统工艺,刷桐油也跟古代一样,用牛尾蘸油往立柱上甩。”李彦成说。

中国传统建筑屋顶正脊形如龙,正脊当中的一块瓦筒为“龙口”。明清时期盛行在龙口处放置镇物,有“瓦匠不合空龙口”的说法。据朴学林回忆,“故宫所有大殿原来起脊的门楼都会放置镇物。有放金银铜铁锡五个元宝的,有放金银五个钱的,还有放五谷杂粮的,以祈求吉祥喜庆、国泰年丰。”

在“合龙”仪式上,李彦成和施工人员郑重地将金、银、铜、铁、锡五色钱,连同红黄蓝白黑5色丝线,一起压到城楼正脊的中间部位。然后再在上面和上麻刀灰,砌上最后一块瓦。

飞檐翘角,古色古韵,复建的城楼竣工在即。正在施工现场的李彦成接到一个电话,是侯仁之夫人张玮瑛打来的。

原来,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侯仁之老先生一直关注着永定门复建工程的进度,得知工程即将竣工后,按捺不住,想要来现场亲眼看一看。

一辈子都在研究北京的侯仁之,被北京人称之为“北京通”。他耗尽毕生心血,在逝去的岁月中寻找北京古城的生命印记。永定门是北京中轴线上独特的“印记”,时隔近半个世纪后重现,让侯仁之兴奋不已。

93岁高龄的侯仁之,已有两年没出家门了。施工现场又到处都是砖瓦水泥,李彦成为此又高兴又担心。他雇了一辆面包车,将坐着轮椅的侯仁之从燕南园的家中接出。

一路上,侯仁之并没有太多言语。快到现场时,望着车窗外蓝天下的永定门城楼,老先生拍手连呼“好极了!”

当时,永定门城楼还未彻底完工,9米高的斜坡上,施工架还没有撤。侯仁之到达现场后,执意要下轮椅亲自登楼眺望。众人力劝后,侯仁之才同意让人抬上永定门。李彦成后来回忆说:“老先生上楼之后,往北看着北京的中轴线,口里一个劲地赞叹着这下好了这下好了。”

侯仁之在城楼上流连良久。他自豪地说,“从这个城门开始,一直向北去,到钟鼓楼,南北之间形成一条中轴线,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可以跟北京比。”下了城楼,侯仁之还参观了永定门城楼北侧100米处的御道遗存。

这段南北延伸长约200余米的御道遗存,全部为花岗岩石铺就。李彦成告诉侯仁之,复建永定门城楼的同时,北京对南中轴路进行了改造,施工过程中发现了这条石砌路面。

御道遗存被发现时,上面覆盖着沥青路面,路面石条排列长短不一。李彦成对侯仁之说,南中轴路改造过程中,御道上残留的条石都被原状保留下来。侯仁之听后点头称是,连称“用心良苦”。

从下午两点多一直到太阳落山,侯老在永定门城楼下流连忘返。老伴儿下了命令,“天晚了该回家了”,这才把侯老劝回了家。李彦成至今难忘,“老爷子那么大年纪了,还关心着北京城的一举一动,这种真挚的感情线月,一座崭新的永定门城楼正式亮相于北京中轴路的南端。复建的永定门城楼,城台东西长31.41米,南北宽16.96米,高8米,城楼总高26.04米,为歇山式三滴水原样式,古朴典雅。

很多人望着城楼,如见故人,感慨良多。但也有不少老北京人疑惑:重建的永定门是不是比原来小了,没有了昔日的巍峨?

“环境大了,你看环境中的东西就小了。环境小了,你看环境中的东西就大了。”韩扬用空间关系解释说,“复建的永定门是严格按照原位置、原形制、原尺寸,其设计经得起严谨的考证和推敲。”之所以有“比原来小”的错觉,是因为永定门城楼周边的环境变了。

复建永定门城楼时,北京南中轴路两边杂乱的平房都拆了,露出了古老的天坛西墙和先农坛东墙。永定门至先农坛东门的路被改造成街心公园,绿树成荫,四周空旷。城楼南边的“燕墩”周边杂乱的民居拆除,其与永定门城楼、天坛祈年殿和先农坛的太岁殿等建筑群遥相辉映,唤醒了南中轴神韵。

尽管存在争议,但罗哲文认为,说永定门仍然是文物并非没有根据。这是因为永定门复建坚持了五个“原来”,即建在原来位置、按照原来形制、遵照原来的结构、使用原级别材料、使用原来的工艺,这五点都得到了完全再现。

郑孝燮对此也表示,永定门复建工程的最大意义就是使中轴线完善了。“在世界范围内,复建并不是件新鲜事,因为复建与改建是不一样的,事实上永定门是在完全尊重历史的情况下进行的,它并没有改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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